三维辩护

一起跨省贩毒案中，两名主犯共同策划、出资、运输、销售毒品甲基苯丙胺3500余克，并多次介绍未成年人卖淫。一审法院认定二人作用相当，判处一人死刑立即执行，另一人死缓——理由是后者有重大立功。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裁定：作用更大的主犯因立功未判死刑，作用稍小者不应“升格”适用死刑，最终改判两人均为死缓。

此案直指毒品共同犯罪量刑中的核心难题：当罪责最重的主犯因法定从宽情节免死，能否将死刑“转移”给次重主犯？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死刑适用争议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谁才是真正的“主导者”？

控方主张两被告“地位作用基本相当”，但证据维度揭示显著差异：

• 言词证据比对（招式3）：
  虽然三名同案人对“谁先提议”说法不一，但一致确认：杨某负责联系上家、全额出资、亲自赴南昌交易、保管毒品与毒赃；高某仅负责销售。分工明确，主导权在杨某。

• 客观行为还原（招式5）：
  第一次购毒970克，由杨某独自完成；第二次2497克，杨某仍主导交易，高某仅随行接应。两次毒品来源、纯度（均超79%）高度一致，印证杨某对货源的绝对控制。

• 资金流向分析（招式6）：
  购毒款主要由杨某筹集并支付，高某仅介绍部分出资人，未直接经手大额毒资。利润分配虽无书面约定，但杨某掌握账目，具备实际支配力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杨某在预谋、出资、交易、管控全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，系罪责最重的主犯；高某虽为主犯，但作用明显次之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死刑适用必须严守“罪责最重”原则

本案定性无争议，焦点在于死刑裁量是否违反政策与法理。

（一）《武汉会议纪要》明确限制：一般只杀“罪责最大者”

2015年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规定：

“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死刑标准的，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。”

本案毒品数量虽达3500克，但第二宗2497克全部被查获，未流入社会，实际危害可控，属“刚超标准”范畴，应严格适用该规则。

（二）禁止“死刑替补”：不能因A免死就判B死刑

杨某系累犯，作用更大，本应优先适用死刑。但因其协助抓获上家，构成立功，依法从宽判死缓。此时若对作用较小的高某判处死刑，等于变相“替补”，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
• 法律逻辑分析（招式12）：
  死刑针对的是“罪行极其严重且无可宽宥”之人。高某无前科、全程认罪、悔罪态度好，且对抓捕同案出资人有协助作用，不具备“必须立即执行”的极端恶性。

• 政策导向把握（招式14）：
  当前死刑政策强调“少杀、慎杀”，尤其在共同犯罪中，避免因一人免死而机械“找人顶替”，防止量刑失衡。

✅ 罪名维度结论：在罪责最重者因法定情节免死后，对次重主犯适用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死刑复核是权利救济的关键防线

本案凸显程序维度对生命权的终极保障：

• 量刑建议审查（招式20）：
  一审未充分区分主犯作用，简单以“毒品数量大”判处高某死刑，忽视其从宽情节。辩护律师应在二审及复核阶段重点提交作用对比分析报告，推动上级法院纠正。

• 死刑复核介入（招式26）：
 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，采纳辩护意见，认定“高某作用略小于杨某”“大部分毒品已查获”“认罪悔罪”，依法不核准死刑。这体现复核程序对地方量刑偏差的纠偏功能。

• 诉讼权利保障（招式24）：
  若未及时提出“作用较小”“毒品未扩散”等关键情节，可能错失免死机会。律师需在侦查、起诉、审判各阶段持续固定有利证据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死刑案件中，复核程序不是形式审查，而是实质救赎。专业辩护必须贯穿始终。

结语：死刑不能“轮流坐庄”

本案的改判传递清晰信号：死刑不是“名额分配”，而是对个体罪责的精准回应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精准还原各人作用，打破“作用相当”的模糊认定；

• 罪名维度紧扣死刑政策，阻断“替补式”量刑逻辑；

• 程序维度善用复核机制，守住生命权最后防线。

在毒品犯罪高压打击背景下，律师更需警惕“唯数量论”陷阱，坚持以作用定罪责、以情节定生死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实现“罚当其罪”，而非“罚代其罪”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电话：13578084131（微信同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