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

在基层司法实践中，轻伤害案件数量庞大、类型集中，多源于婚姻家庭矛盾、邻里摩擦或日常偶发冲突。此类案件虽造成轻伤以上后果，但往往暴力程度轻微、主观恶性较低，且常伴随“多因一果”的复杂情境，极易引发定罪量刑争议。若仅以伤情结果作为入罪唯一依据，机械适用刑法条文，不仅可能背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还易激化民间矛盾，导致“案结事未了”“一判结三代仇”等负面社会效应，损害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感与法治获得感。

对此，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《张某中故意伤害宣告无罪案》（编号：2025-04-1-179-003）确立了重要裁判规则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，应摒弃“唯结果论”，综合考量当事人关系、案发起因、施害方式、受伤部位、致伤机理及事后态度等因素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，审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伤害故意。尤其在双方嬉戏打闹、轻微推搡拉扯过程中意外致人轻伤的，一般不宜认定存在伤害故意，可依法作出非罪化处理。

这一裁判要旨为类案提供了清晰指引，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轻伤害案件中的两个关键维度：主观故意的精准认定与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质贯彻。

一、破除“客观归罪”：准确把握“故意”要件的实质内涵

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将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”作为入罪前提，表明伤害故意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核心要件。然而在轻伤害案件中，主观心态往往模糊难辨——行为人可能仅出于情绪激动实施轻微肢体接触，却因被害人特殊体质或意外摔倒导致轻伤。此时，其主观上究竟是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，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，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。

过去部分司法实践过度聚焦“谁打的”“有没有伤”，忽视对案发背景、人际关系、行为动机等整体情境的考察，陷入“有伤即有罪”的误区。这不仅违背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也容易引发当事人不服判、反复申诉等问题。

正确做法应是：

• 审查案发起因：是否因琐事争执？是否存在长期积怨？

• 分析行为方式：是主动攻击要害部位，还是被动挣脱、本能闪避？

• 考察力量对比：行为人是否针对老人、儿童、病患等弱势群体？

• 核实事后表现：是否积极救助、赔偿、道歉？

例如，若行为人持械击打头部、胸部等要害，或对明显弱势对象施以暴力，通常可推定其具有伤害故意；但若仅为劝阻、拉扯、搂抱等日常接触行为，且现场证人普遍认为属“玩笑打闹”，则不宜轻易入罪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被告人认罪认罚，法院仍须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，不能因“形式认罪”而放松对主观故意的实质审查。本案中，张某中虽曾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但综合全案证据——包括二人平日关系融洽、搂抱目的仅为劝其打牌或还款、现场无攻击动作、伤情系挣脱时意外摔倒所致、事后立即送医并全额赔偿——足以证明其缺乏伤害故意。终审法院据此依法改判无罪，体现了司法对事实与法律的坚守。

二、贯彻宽严相济：以化解矛盾为导向的刑事政策落地

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政策，更是社会治理智慧。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，司法机关应秉持“能调则调、当宽则宽、该严则严”的理念，避免“一诉了之、一判了之”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强调：

• 对婚恋、邻里、同事等熟人之间的轻伤害案件，应少捕慎诉慎押；

• 对主观恶性小、社会危害低的，可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；

• 对已达成和解、被害人明确表示谅解的，应充分尊重其意愿，慎重启动刑事追责。

这是因为，此类案件本质是“民事纠纷的刑事化”。若强行入罪，不仅无助于修复关系，反而可能将原本可调解的矛盾固化为不可逆的敌对状态，甚至引发信访、报复等次生风险。

本案正是典范：被害人施某周受伤后并未报警，经派出所调解，双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完毕，关系恢复如初。后续张某中被刑事立案，施某周还主动出具谅解书，明确表示“不希望追究刑事责任”。在此情形下，若仍坚持定罪，实则是以司法权威压制民间和解意愿，既不合情理，亦不符政策导向。

人民法院最终通过实地走访、听取基层意见、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等方式，确认矛盾已实质性化解，遂依法作出无罪判决。此举不仅保障了当事人权益，更彰显了司法在基层治理中的柔性力量——惩罚不是目的，修复才是正义。

结语：让司法既有力度，更有温度

轻伤害案件的处理，考验的不仅是法律适用能力，更是司法者的社会洞察力与治理智慧。面对“伤情已达轻伤标准”的表象，必须穿透结果看动机、跳出法条看情理、超越个案看治理。

唯有坚持主客观相统一、罪责刑相适应与宽严相济政策三者协同，才能实现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，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