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缓期间脱逃23年，还能追诉吗？李荣维律师用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深度解析-三维辩护-法律案例数据库-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全国法院公开发布的真实权威裁判案例解读

1993年9月，一名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、缓期二年执行的女犯，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趁外出就医之机脱逃。此后23年隐匿于广东，直至2016年落网。检察机关以脱逃罪提起公诉，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，并与原死缓判决并罚，仍决定执行死缓。

然而，案件在复核阶段峰回路转：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，法院裁定终止审理——理由是：脱逃罪已超过追诉时效。

此案引发两个关键法律问题：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特殊时效与刑罚执行问题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脱逃行为是否处于“被采取强制措施”状态？

控方主张：张丽荣当时已被羁押，属于“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脱逃”，依法不受追诉时效限制。但从证据维度审视，该观点存在根本误读：

法律文书审查（招式2）：
卷宗显示，1993年5月4日，死缓裁定已生效，张丽荣处于刑罚执行阶段，而非侦查或审判中的“犯罪嫌疑人”身份。其羁押依据是生效判决，非《刑事诉讼法》意义上的拘留、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。
司法解释比对（招式4）：
根据1979年《刑法》第七十七条及1997年司法解释，“不受追诉时效限制”的前提是“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或审判”。而脱逃罪的犯罪对象正是已决犯，其人身自由受限源于服刑，非未决羁押。
行为性质界定（招式5）：
脱逃罪系状态犯，行为完成即既遂（逃离监管场所即构成犯罪），后续藏匿仅为犯罪结果延续，不改变追诉起算点。追诉时效应从1993年9月8日脱逃之日起算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脱逃时张丽荣属服刑人员，非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”，不适用时效中断规则。

本案核心在于对追诉时效制度本质的理解：

法定刑与时效匹配（招式10）：
脱逃罪法定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，依1979年《刑法》第七十六条，追诉时效为10年。即自1993年9月8日至2003年9月7日。
立案与强制措施缺位（招式11）：
公安机关直至2005年11月4日才对张丽荣刑事拘留，且通缉理由仍为“涉嫌故意杀人罪”，未就脱逃罪单独立案或采取强制措施。十年时效期内无任何追诉行为。
禁止扩大解释（招式12）：
若将“服刑羁押”等同于“被采取强制措施”，则所有脱逃案均无时效可言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。最高司法机关明确：强制措施仅指拘留、逮捕等未决羁押手段。

✅ 罪名维度结论：脱逃罪已过追诉时效，依法不得再追究刑事责任，应裁定终止审理。

即使脱逃罪不予追诉，原死缓判决仍需执行。但考验期如何计算？

法律适用分析（招式22）：
《刑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死缓期间故意犯罪经查证属实的，报请核准后执行死刑；未执行死刑的，死缓期间重新计算。但本案因脱逃罪未被定罪，不触发“重新计算”条件。
从旧兼从轻原则（招式23）：
既然法院裁定终止审理，即视为该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评价，不能倒推认定“故意犯罪”。故死缓考验期不应重新起算。
合理扣除脱逃期间（招式25）：
虽然考验期连续计算，但脱逃期间（1993.9.8–2016.5.25）不得计入死缓执行期间。因其在此期间完全脱离监管，不具备“接受改造”的实质条件。

✅ 程序维度结论：死缓考验期自1993年5月4日起算，扣除脱逃期间后继续执行；若剩余考验期不足两年，应补足至两年。

本案的裁定传递重要信号：追诉时效是国家刑罚权的自我约束，不是犯罪分子的侥幸空间，也不是司法机关的无限追责工具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对律师而言，此类案件提醒我们：即便当事人承认犯罪，仍需主动审查追诉时效、管辖、程序合法性等基础要件——因为有些权利，一旦错过时效，便永远无法挽回。

真正的正义，不仅在于惩罚犯罪，更在于在正确的时间、以正确的方式、追究正确的责任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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