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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企业经营中，高管利用职务便利为关联公司谋利的情况并不罕见。但这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？近日，一起发生在成都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：某科技公司助理总经理苟某（化名），被指控将公司房产“免费”提供给自己持股的另一家公司使用，并收受48万余元“好处费”，涉嫌职务侵占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然而，法院最终判决其无罪。这究竟是“钻法律空子”，还是“证据不足”？我们结合案情，邀请专业律师为您深入解析。

案件回放：高管安排“内部租赁”，惹来刑事指控

苟某原是A公司成都公司的助理总经理，负责日常运营管理。2013年，他与两名前同事共同设立B公司，其妻子为股东之一，苟某本人担任监事。2014年底，苟某决定将A公司自有的一栋办公楼第七层出租给B公司使用。

双方很快签订了《租赁意向书》，明确约定：面积800余平方米，月租金每平米35元，租期三年。文件加盖了两家公司公章。随后，A公司出资21万余元对房屋进行了空调、照明等基础装修，B公司随即入驻办公。

但奇怪的是，从2015年初到2016年中，B公司一直未支付租金、物业费及水电能耗费。期间，B公司员工曾多次向A公司对接人刘某询问何时付款，得到的回复都是“等通知”。

2015年11月，A公司收到匿名举报，称苟某“私用公司资产”。公司随即启动内部调查，并于同年12月向公安机关报案。直到2016年9月，双方才补签正式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B公司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欠款——共计140.28万元。

与此同时，检方发现：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间，B公司向苟某个人账户转账12笔，合计48.06万元。检方据此指控苟某犯有职务侵占罪（侵占公司应收款项161万余元）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（收受48万余元贿赂）。

法院为何判无罪？关键在“非法占有目的”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苟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，也无法证实他实际侵吞了公司财产。2019年12月，法院判决苟某无罪。检方不服提出抗诉，但二审法院于2020年底裁定：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

“职务侵占罪的核心要件有两个：一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；二是主观上具有‘非法占有’单位财物的目的。本案中，虽然苟某存在利益冲突（既管A公司，又参与B公司），但他并未隐瞒租赁事实，反而安排员工签订意向书、推进流程。更重要的是，B公司始终愿意付款，只是因合同审批流程未完成而暂缓支付——这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，而非刑事犯罪。”

此外，法院查明，A公司内部当时缺乏完善的租赁审批制度，对接人刘某也多次解释“合同流程未走完，暂时不能收款”。这些细节说明，未及时收费是流程滞后所致，而非苟某刻意侵吞。

48万元是“工资”还是“贿赂”？证据说了算

关于那笔48万余元的转账，苟某辩称这是他和妻子为B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合法报酬，并提供了工资表、工作记录等佐证。B公司股东也证实二人确实参与了公司运营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

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要求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’并‘收受财物’。但本案中，B公司承租房屋本就是市场价，且已全额付费，不存在‘不正当利益’；而48万元款项的时间、金额与B公司工资发放记录吻合，难以认定为‘贿赂’。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权钱交易的情况下，不能仅因身份重叠就推定犯罪。”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企业人员务必守住“三道红线”

虽然苟某最终被判无罪，但这起案件仍给广大企业管理者敲响警钟。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
1. 避免利益冲突：高管不得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，与亲属或自己控制的公司发生交易，否则极易引发合规风险；

2. 程序必须透明：即便是正常业务，也应严格履行内部审批、公示、备案等流程，避免“先斩后奏”；

3. 财务往来要清晰：任何从关联公司获得的收入，都应有合同、发票、个税申报等完整凭证，切勿通过个人账户收取“不明款项”。

“很多企业家以为‘只要没揣进自己腰包就不算事’，但法律看重的是行为性质和证据链条。一旦被举报，哪怕最终无罪，也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，甚至影响职业生涯。”李律师强调。

结语：民事纠纷≠刑事犯罪，法律重证据更重公正

本案最终被定性为民事租赁合同纠纷，而非刑事案件。B公司在事后全额支付了所有费用，A公司的经济损失已完全弥补。法院坚持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体现了司法对企业家权益的审慎保护。

当然，苟某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，但仍可能违反公司竞业禁止规定，需承担内部纪律责任或行业信用惩戒。这也说明：守法经营，既要守住法律底线，也要恪守职业伦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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