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解读

2015年，程某（化名）与董女士（化名）相识并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。在长达四年的交往中，董女士将自己的手机号、身份证、银行卡甚至手机都曾交由程某使用。然而，这份信任却被程某一步步滥用。

他趁董女士不知情，用她的身份信息注册支付宝，悄悄绑定了她名下的4张银行卡，并在2015年至2021年间，多次转出卡内资金共计27.8万余元，净非法占有17.7万余元。

更严重的是，从2018年起，程某还冒用董女士的身份，在支付宝上开通“借呗”“花呗”等网贷功能，向江苏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近95万元，虽归还了部分本息，但仍有14万余元未还。这些贷款不仅掏空了董女士的信用额度，还严重损害了她的个人征信。

案发后，程某主动投案，并在家属帮助下退赔了全部款项。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和贷款诈骗罪数罪并罚，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。

这起案件看似是“情侣间的经济纠纷”，实则涉及两个关键法律问题：

1. 通过支付平台绑定他人银行卡并转账，算盗窃还是信用卡诈骗？

2. 冒用他人身份开通网贷并借款，属于诈骗还是合同违约？

一、偷偷绑卡转账：为何定“盗窃”而非“信用卡诈骗”？

很多人以为，只要动了别人的银行卡，就涉嫌“信用卡诈骗”。但本案中，法院明确指出：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“关键在于行为方式和被害人感受。程某并未伪造信用卡、盗刷实体卡，也没有向银行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资金。他只是利用亲密关系接触到了董女士的手机和身份信息，在对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秘密操作支付宝将钱转走——这本质上就是‘偷’。”

根据司法解释，只有“冒用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”并通过银行系统直接取款或消费，才构成信用卡诈骗。而本案中，资金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（支付宝）划转的，银行并未被欺骗，真正受损的是董女士本人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被害人感觉是‘钱被偷了’，而不是‘被骗去办卡’。法律定性应尊重事实本质，不能因工具是‘银行卡’就强行套用信用卡犯罪。”

此外，程某与董女士曾是情侣，能轻易接触其证件和手机，这种“便利条件”不等于“合法授权”。未经同意擅自操作他人账户，无论关系多亲密，都已越过法律红线。

二、冒名网贷：为何部分算“贷款诈骗”？

更复杂的是网贷部分。法院区分了两种情形：

• 对江苏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：认定为贷款诈骗罪；

• 对“花呗”“借呗”背后的小额贷款公司借款：虽属欺诈，但因金额小、主体非“金融机构”，不构成犯罪，仅作量刑情节考虑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“‘借呗’‘花呗’看似是支付宝产品，但资金来源不同，法律性质也不同。若放贷方是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，冒名贷款就可能触犯《刑法》第193条的贷款诈骗罪；若只是普通商业信贷，则可能只涉及民事欺诈或合同诈骗（需达立案标准）。”

本案中，程某虚构董女士身份、隐瞒无还款能力的事实，骗取银行贷款，导致银行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资金，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的构成要件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董女士本人从未开通这些网贷功能，不存在“授信额度被窃取”的问题。因此，被害人不是董女士，而是发放贷款的银行——这也决定了罪名走向。

三、为何不构成“洗钱罪”？

公诉机关最初还指控程某犯洗钱罪，理由是他将赃款在多个账户间转移、混同使用。但法院最终驳回了这一指控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“洗钱罪的前提是‘上游犯罪’必须是特定金融犯罪（如诈骗、贩毒、贪污等）。但本案中，银行卡部分被定性为盗窃罪，不属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；而贷款诈骗部分，虽然符合，但程某转移资金主要用于经营周转，没有刻意掩饰资金来源，主观上缺乏‘洗钱故意’。”

加之涉案金额较小，法院认为其行为“情节显著轻微”，依法不构成犯罪。这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——不因程序性操作而过度入罪。

四、自首、退赔、情侣关系，如何影响量刑？

尽管程某有多次前科，但法院仍对其从宽处罚，原因有三：

1. 主动投案并最终如实供述，构成自首；

2. 全额退赔被害人及银行损失；

3. 犯罪主要发生在恋爱期间，具有一定特殊背景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司法并非机械适用法条。对于因亲密关系引发的财产犯罪，法院会综合考量动机、手段、后果及悔罪表现。但必须强调：‘情侣’不是免责金牌，本案若未退赔或造成更大损失，刑期可能远超三年。”

五、给公众的重要警示

1. 切勿将手机、身份证、银行卡随意交他人使用，哪怕是亲密伴侣；

2. 定期检查支付平台绑定情况，关闭不用的授权服务；

3. 发现账户异常，立即报警并联系银行冻结；

4. 不要轻信“帮忙开通信用额度”等说辞，所有网贷操作必须本人完成；

5. 一旦涉及冒用身份贷款，不仅可能坐牢，还会毁掉他人征信，后果极其严重。

更多法律问题联系李荣维律师：135780841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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