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解读

2020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13岁的女孩小玲（化名）正在家中休息，她的母亲在隔壁作坊加班。突然，妹妹小花（化名）跑回家取充电器，却撞见一幕令她终生难忘的场景：继父刘某甲（化名）没穿裤子，正压在姐姐身上。小花吓得大叫，刘某甲立刻呵斥她离开，随后继续施暴。直到母亲闻讯赶回，这场持续数年的噩梦才被强行打断。

经医院检查，小玲不仅处女膜有陈旧性裂伤，还患上了细菌性阴道炎。而这一切，竟始于她小学五年级时——当时她还不满11岁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从2017年到2020年，刘某甲利用与母女共同生活的便利，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趁家中无人时对小玲实施强奸。为防止怀孕，他甚至多次逼迫小玲服用紧急避孕药。

案发后，刘某甲承认部分事实，但辩称：“孩子记错了时间”“没造成生育伤害”“不算情节恶劣”，请求轻判。

然而，法院最终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。这一判决，不仅回应了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强烈期待，也厘清了两个关键法律问题：

1. 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能否作为定案依据？

2. 什么样的行为构成“奸淫幼女情节恶劣”？

一、孩子的话能信吗？——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采信规则

很多人疑惑：孩子年纪小、记忆模糊，仅凭她的口供就能定罪？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“法律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有特殊证据规则。不能因被害人年幼就否定其陈述效力，关键看陈述是否稳定、自然、细节具体，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。”

本案中，小玲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已13岁，全程有同步录音录像，社区工作人员在场，无诱导性提问。她清晰描述了：

• 首次被侵害发生在“五年级开学前后”；

• 继父如何以“聊学习”为由将她骗进房间；

• 事后被迫吃“粉红色小药丸”（紧急避孕药）；

• 多次在家中无人时被侵害。

这些细节非亲历不可知，且与以下证据高度吻合：

• 医院诊断：处女膜陈旧性裂伤、细菌性阴道炎；

• 药店记录：刘某甲多次购买左炔诺孕酮片；

• 母亲证言：发现后立即报警，家庭无矛盾，排除诬告可能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在熟人作案、隐蔽性强的性侵案中，往往缺乏目击证人或物证。此时，被害人真实、稳定的陈述就是最核心的证据。只要排除诱供、诬陷可能，就应依法采信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法院未认定刘某甲2015–2017年间的“猥亵”行为，正是因为那段时期小玲年龄太小（不足10岁），陈述模糊（“迷迷糊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”），又无其他证据佐证。这恰恰说明司法机关既保护儿童，也坚持证据裁判原则。

二、“情节恶劣”如何认定？十四年重判的法律依据

刘某甲辩称：“我没打她，也没让她怀孕，不算情节恶劣。”但法院明确驳回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“‘情节恶劣’不是看有没有流血受伤，而是综合考量身份关系、持续时间、侵害频率、手段卑劣程度及对孩子的身心摧残。”

根据现行司法解释，以下情形即属“奸淫幼女情节恶劣”：

• 负有监护、看护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实施强奸；

• 长期、多次实施奸淫；

• 造成感染、心理创伤等后果。

本案完全符合：

1. 身份特殊：刘某甲是继父，与小玲共同生活，还让她改姓、喊“爸爸”，利用信任和权威实施侵害；

2. 时间极长：持续近3年，跨越孩子10–13岁身心发育关键期；

3. 手段隐蔽而残忍：专挑家中无人时作案，事后强迫服药掩盖；

4. 后果严重：导致妇科疾病，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伤害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“这种行为不仅侵犯身体，更摧毁孩子对家庭、亲情的基本信任。法律必须严惩，以儆效尤。”

正因如此，法院顶格适用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”档次，判处十四年，彰显了对未成年人“零容忍”的司法立场。

三、为何不构成“猥亵儿童罪”？

公诉机关最初还指控刘某甲2015–2017年间有“生殖器蹭擦”等猥亵行为。但法院最终未予认定。

原因在于：该阶段小玲年龄太小，陈述不清，刘某甲坚决否认，又无其他证据印证。孤证不能定罪，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这并非放纵犯罪，而是坚守‘疑罪从无’底线。保护儿童的同时，也要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，确保每一份判决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。”

四、给家长和社会的重要警示

1. 警惕“身边人”作案：超七成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系熟人所为，包括亲属、邻居、老师等；

2. 关注孩子异常信号：如突然抗拒某人、情绪低落、身体不适、回避亲密接触等；

3. 及时就医并报警：保留证据至关重要，越早干预，对孩子伤害越小；

4. 加强性教育：教会孩子识别不当接触，明确“身体隐私不可侵犯”；

5. 不要因“家丑不可外扬”沉默：纵容只会让施害者变本加厉。

更多法律问题联系李荣维律师：135780841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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