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

帮信罪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），最高刑三年；掩隐罪（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），最高刑七年；非法经营罪，最高刑十五年。

同样是为网络赌博平台提供“跑分”“转账”服务，为什么有的定帮信罪、有的定掩隐罪、有的定非法经营罪？这三个罪名的边界在哪里？辩护律师如何在“罪名混战”中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定性？

我是本案辩护律师李荣维，下面通过一起真实的“跑分”案件，为你拆解经济犯罪中“罪名边界”的辩护方法论。

“我只是帮忙转个账，怎么就成非法经营了？”

2022年，当事人赵某（化名）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。起诉意见书指控：赵某通过某境外聊天软件联系上游“跑分”平台，使用本人及亲属的多张银行卡，为网络赌博平台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，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，非法获利8万余元。

侦查机关最初以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”移送审查起诉。但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机关认为定性不当，退回补充侦查后，侦查机关变更罪名为“非法经营罪”再次移送。

罪名变更后，赵某家属找到我时非常焦虑：“李律师，我们查了，非法经营罪最高能判十五年。他只是用自己银行卡转了几笔账，怎么就成了非法经营？”

我告诉他们：这正是经济犯罪案件中最常见的困境——罪名边界模糊，同一事实可能被不同司法机关认定为不同罪名。而辩护律师的任务，就是在“罪名混战”中找到最有利于当事人的法律定位。

三个罪名，一个核心区别——“上游犯罪”的明知程度

要厘清这三个罪名的边界，首先要理解它们的核心区别。

帮信罪（《刑法》第287条之二）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。这里的“明知”是概括性明知——知道对方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即可，不需要知道具体是什么罪。

掩隐罪（《刑法》第312条）：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、收购、代为销售等。这里的“明知”要求知道资金系特定上游犯罪所得——比帮信罪的要求更高。

非法经营罪（《刑法》第225条）：违反国家规定，从事非法经营活动，扰乱市场秩序。在“跑分”案件中，指控逻辑通常是“未经批准从事支付结算业务”。

三个罪名的核心区别，可以用下表呈现：

显然，帮信罪是对被告人最有利的定性——刑期最低、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但不影响当事人权益。 我的辩护目标也由此明确：阻止罪名向掩隐罪或非法经营罪“升格”。

辩护第一步：排除非法经营罪

赵某被变更罪名为“非法经营罪”后，我首先向检察机关提交了《关于本案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法律意见书》。

非法经营罪在“跑分”案件中的适用，主要依据是2019年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、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。该解释规定，“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，以虚构交易、虚开价格、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”，属于“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”。

但在本案中，这个指控存在两个致命问题。

问题一：赵某的行为不具有“支付结算”的经营性特征。

非法经营罪要求“经营行为”——即以营利为目的、持续性地从事某一类业务。我调取了赵某的银行流水和聊天记录，发现：

• 赵某使用的主要是自己的银行卡和亲属的3张卡，不是大量收购或租用他人银行卡；

• 赵某有正当职业（某公司销售员），“跑分”只是兼职，没有以此为主业；

• 赵某的“跑分”行为持续了约4个月，总流水1200万元，但按照“经营”的逻辑，1200万流水对应的收益只有8万元，“利润率”不足0.7%，不符合商业逻辑。

问题二：赵某的行为没有“扰乱市场秩序”的社会危害性。

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“市场秩序”。赵某的行为是为网络赌博平台提供转账服务，侵犯的主要是国家对赌博活动的管制秩序，而不是支付结算领域的市场秩序。将此类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，存在法益错位的问题。

我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多份类案检索报告，显示：在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类似“跑分”案件中，绝大多数法院将行为人定性为帮信罪，而非非法经营罪。最高法也有相关指导案例明确，“为网络赌博提供资金结算服务，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”。

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，将罪名从非法经营罪变更为帮信罪。赵某家属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松了一口气——刑期上限从十五年降到了三年。

辩护第二步：排除掩隐罪

非法经营罪被排除后，新的问题出现了：检察机关虽然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，但仍在帮信罪和掩隐罪之间犹豫。

掩隐罪的刑期上限是七年，比帮信罪（三年）更重。如果赵某被认定为掩隐罪，即使认定从犯，刑期也可能在三至五年之间。

要排除掩隐罪，关键是证明：赵某不知道资金是“犯罪所得”，只知道可能是“违法资金”。

这正是帮信罪和掩隐罪的边界所在：

• 帮信罪要求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——知道对方在干违法的事，就够了；

• 掩隐罪要求“明知是犯罪所得”——需要知道资金是某个特定犯罪（如诈骗、盗窃）的直接所得。

本案中，赵某多次供述称：“我知道这些钱可能来路不正，可能是赌博的钱，但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钱。”

这个表述，恰恰符合帮信罪的“概括明知”，而不符合掩隐罪的“特定明知”。

我向检察机关提交了补充法律意见，重点论证：

第一，赵某没有见过上游犯罪人，不知道资金的来源和性质，只知道“不能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做”。这属于“可能知道是违法资金”，但不属于“确切知道是犯罪所得”。

第二，掩隐罪要求上游犯罪“查证属实”。本案中，赵某转账资金的最终来源尚未查清——这些钱到底是诈骗所得、赌博资金还是其他来源，现有证据无法确定。在“上游犯罪不明确”的情况下，不宜认定为掩隐罪。

第三，从司法实践看，对于“跑分”类案件，绝大多数以帮信罪定罪，只有在行为人“明确知道资金是诈骗赃款”等特殊情况下才认定为掩隐罪。本案不存在这样的特殊情节。

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，以帮信罪对赵某提起公诉。

辩护第三步：在帮信罪框架内争取最轻处理

罪名锁定为帮信罪后，辩护进入第二阶段——在帮信罪框架内争取最轻处理。

帮信罪的法定刑是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”。赵某的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，在帮信罪中属于“情节严重”（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即构成），但没有达到“情节特别严重”（目前司法解释未规定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标准）。

我向法庭提交了以下从轻情节：

第一，赵某系从犯。

在“跑分”产业链中，赵某处于最末端——他不是平台的组织者，不是资金的源头，只是按照上家指令进行转账操作。与其他同案犯相比，他的作用和地位明显较低，应认定为从犯。

第二，赵某系初犯、偶犯。

赵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。他是通过网络兼职广告接触到“跑分”的，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，发现后虽然继续了一段时间，但主要是出于侥幸心理，不是“职业化”的犯罪。

第三，赵某认罪认罚，主动退缴违法所得。

赵某到案后如实供述，自愿认罪认罚。其家属主动将8万元违法所得全额退缴。

第四，赵某家庭情况特殊。

赵某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因病卧床，母亲无业。赵某被羁押后，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。考虑到这一情况，恳请法庭适用缓刑，让赵某能够照顾家庭。

判决结果：帮信罪，缓刑

法院最终作出判决：赵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。

赵某当庭释放。走出法庭时，他对我说：“李律师，如果当初没改成帮信罪，我可能要在里面待好几年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这个案子的关键，就是在罪名上‘卡’住了。非法经营罪和掩隐罪的帽子，我们一顶都没让它戴上。”

“跑分”案件罪名辩护的三个核心要点

第一，非法经营罪的“门槛”很高，不要轻易认。

很多侦查机关倾向于将“跑分”认定为非法经营罪，因为刑期更重。但这个定性在法律上存在很大争议——支付结算业务的“经营性”特征、市场秩序的“法益”要求，在“跑分”场景中往往难以满足。辩护律师要敢于质疑、善于论证。

第二，帮信罪和掩隐罪的边界在于“明知”的程度。

帮信罪要求“概括明知”，掩隐罪要求“特定明知”。如果你的当事人只说“知道钱来路不正”而说不出具体是什么罪，这一点一定要在辩护中强调——这是“降格”定性的关键。

第三，“上游犯罪是否查清”是区分两罪的重要标尺。

掩隐罪要求上游犯罪“查证属实”。如果检察机关说不清资金的来源到底是诈骗、赌博还是其他，就无法认定掩隐罪。辩护律师要学会用“证据不足”来阻击罪名升格。

三个提醒，给可能面临类似指控的人

不要在不了解罪名区别的情况下认罪。

帮信罪、掩隐罪、非法经营罪的刑期差距巨大。在接受询问时，不要轻易承认“我知道这是犯罪所得”——如果你只说了“知道钱可能有问题”，就是帮信罪；如果说了“知道这是诈骗的钱”，就变成了掩隐罪。用词很重要。

保留好“不知道具体情况”的证据。

聊天记录、转账备注、通话录音……如果这些材料能证明你“只负责转账、不了解资金来源”，就是证明“概括明知”而非“特定明知”的有力证据。

越早请律师介入，罪名定性越有利。

罪名的定性主要在审查起诉阶段确定。如果等到起诉后再请律师，罪名可能已经“定型”，辩护空间将大幅压缩。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第一时间请律师介入，是争取有利定性的最佳策略。

（本文案例系根据李荣维律师真实办案经历改编，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已对姓名、时间、金额等关键信息作脱敏处理。）

李荣维律师

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（派驻云南昭通）
执业证号：15301200910928412

近二十年刑事辩护经验，国内首创“刑事三维辩护体系——证据·罪名·程序——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”，专注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、毒品犯罪案件辩护。曾任昭通市纪委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、昭通市委政法委《长安昭通》法律顾问、昭通日报社法治版编辑/记者、昭通新闻网创始人。

电话/微信：135780841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