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

在资本市场中，上市公司高管若利用职权损害公司利益，可能触犯“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”。然而，并非所有造成公司亏损的决策都构成犯罪。2020年，北京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：某上市公司原董事长高某（化名）因主导一笔房产交易，导致公司“损失”3500万元定金，检方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提起公诉。但法院最终认定——罪名不成立。

这起案件不仅厘清了该罪名中“兜底条款”的适用边界，也为广大企业高管划出了一条关键红线：经营决策失误 ≠ 刑事犯罪。

案情回放：一场“走账”变“投资”的房产交易

2015年，某上市公司因其他投资项目出现资金缺口，面临年度审计压力。时任董事长高某与外部人士殷某（化名）协商，以“购房”名义签订意向书，支付3500万元作为“定金”，实则用于短期走账——款项随后通过第三方转回公司，形成资金闭环。

但不久后，高某注意到北京城市规划调整，涉案房产所在区域房价快速上涨。经董事会决议，公司决定真实购买该房产，并于2016年签订正式《房屋买卖合同》，陆续支付购房款共计1.653亿元。

然而，因公司后续需资金平账，又从殷某处转回2030万元。此后，高某因个人原因逐渐淡出公司管理。殷某多次发函询问是否继续履约，公司未及时回应，最终被认定违约，3500万元定金未获退还。

检方认为：高某利用职务便利，操纵公司进行不必要交易，抽回资金导致违约，造成重大损失，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。

但高某及其辩护人辩称：购房是为公司资产增值，程序经董事会批准，且后期损失系多方因素所致，不应归责于其个人。

法院判决：不构成犯罪！三大理由说清界限

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指控证据不足，罪名不成立。理由如下：

1. 购房具有真实商业目的：
   公司确有投资房产意愿，且当时区域房价确在上涨，决策具备合理性，并非“掏空”公司。

2. 交易价格公平，无利益输送：
   虽未披露房产证暂缺问题，但交易时已取得产权，价格符合市场水平，未发现高某从中谋私或向他人输送利益。

3. 损失与行为无刑法因果关系：
   违约发生在高某离职后，公司仍有协商空间却未积极处理；且案发后双方达成和解，殷某返还部分款项，实际损失远低于3500万。

更重要的是，法院强调：不能仅因结果不利就倒推行为违法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

“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核心，不是‘有没有亏钱’，而是‘有没有违背忠实义务、为私利损害公司’。本案中，高某的决策虽有瑕疵，但出发点是为公司增值，程序上也经过集体决议，属于典型的经营风险，而非刑事背信。”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兜底条款”不能成为“口袋罪”

《刑法》第169条之一规定了五种明确的背信行为，如无偿提供资产、明显不公平交易等，同时设有一条兜底条款：“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”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

“司法实践中，有些办案机关容易把‘兜底条款’当作万能工具，只要公司亏了钱，就往这个罪名上套。但刑法讲究‘罪刑法定’，兜底条款必须与前五项行为‘性质相当’——比如存在利益输送、自我交易、恶意掏空等。单纯的投资判断失误、市场变化导致亏损，绝不应入刑。”

他进一步解释，本案法院严格遵循了“同类解释”和“刑法谦抑性”原则，避免将正常的商业失败刑事化，体现了对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保护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高管履职务必守住三条底线

尽管高某最终脱罪，但此案仍给所有上市公司董监高敲响警钟。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
1. 重大决策必须程序合规：
   即使动机正当，也须经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保留完整会议记录和表决文件，避免“个人说了算”。

2. 信息披露要真实完整：
   如房产无证、交易对手关联关系等关键信息，必须向董事会充分披露，否则即便结果良好，也可能被质疑隐瞒。

3. 杜绝任何利益冲突：
   若交易对方与自己或亲属有关联，必须主动回避。一旦被查出“左手倒右手”，极易被认定为利益输送。

李荣维律师郑重提醒：

“法律允许试错，但不允许舞弊。你可以因为看错市场而亏损，但绝不能因为贪图私利而让公司买单。前者是经营责任，后者是刑事责任。”

结语：保护创新，也要防范权力滥用

这起案件的判决传递出清晰信号：国家既严厉打击掏空上市公司的“内鬼”，也坚决保护依法履职的企业家。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，不能让高管因害怕担责而不敢决策，更不能让真正的背信者逍遥法外。

法治的精髓，在于精准区分“错误”与“罪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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