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商行政

2019年，贵州惠水警方在一次突击检查中，查获一处别墅内的“神秘工厂”：现场堆放着上千根金属管状物，内含白色粉末。经鉴定，这些物品具有燃烧和爆炸性，被认定为“以高氯酸钾为基的烟火药”。工厂负责人郑某某（化名）和销售中间人马某某（化名）随即被以非法制造、买卖爆炸物罪逮捕，涉案物品总量超13吨，情节“特别严重”。

然而，三年后，检察机关却主动撤回起诉，法院裁定准许——两人最终未被定罪。

这起看似“铁证如山”的案件，为何结局反转？关键在于一个法律原则：对于行政犯，若相关行政法规尚未明确禁止该行为，则不能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。

案情还原：一项“科技创新”还是“非法制爆”？

郑某某原本从事矿山设备贸易。2018年，他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一项名为“二氧化碳相变致裂用发热剂”的专利使用权，并注册公司，试图推广一种新型非炸药爆破技术。

这种技术原理是：将液态二氧化碳注入专用储管，再放入一根“发热管”；通电后，发热管内药剂反应放热，使二氧化碳瞬间气化膨胀，从而撑裂岩石——全程无明火、无冲击波、无有毒气体，被业内视为传统炸药的环保替代方案。

为生产发热管，郑某某：

• 取得了高氯酸钾批发资质（高氯酸钾是常见氧化剂，也用于烟花）；

• 向正规厂家采购原料；

• 在投产前，主动将样品送至国家民爆检验中心检测，结果为“不具备爆炸性”；

• 所产发热管全部销往矿山、隧道等工程单位，用于合法施工。

然而，由于该技术属于新兴领域，国家尚未将其纳入《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》，也未出台专门生产标准。正因如此，当警方依据成分鉴定将其定性为“爆炸物”时，郑某某等人瞬间从“科技创业者”变成了“重罪嫌疑人”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行政犯必须“先有行政违法，才有刑事犯罪”

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：即使产品客观上具有爆炸性，但若法律未明确禁止其生产，能否定罪？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

“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，即必须以违反前置行政法规为前提。如果国家尚未将某类产品纳入爆炸物监管体系，企业基于专利授权、在无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生产，即使产品后来被鉴定为‘具有爆炸性’，也不能直接推定其‘非法’。”

他进一步解释：

• 刑法不是万能工具，不能用刑事手段填补行政监管空白；

• 郑某某已尽审慎义务：取得专利、送检合格、用于合法工程；

• 全程无事故、无危害后果，主观上无犯罪故意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，若因行政规范滞后就追究创新者刑责，将严重打击科技企业发展积极性，违背“鼓励创新、包容审慎”的法治精神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三类“灰色地带”行为需高度警惕！

尽管本案最终撤诉，但类似风险仍普遍存在。李荣维律师提醒广大企业和创业者：

1. “技术新≠可随意生产”
   即使产品未被明确禁止，若涉及危险化学品、易制爆物质（如高氯酸钾、硝酸铵等），仍需严格遵守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办理使用、储存、流向登记等手续。

2. “送检合格≠绝对安全”
   本案虽送检“无爆炸性”，但实际配方可能因批次不同而变化。建议持续合规检测，并保留完整记录。

3. “用于合法项目≠免责”
   若下游客户将产品用于非法用途，上游供应商也可能被牵连。务必核实客户资质，签订用途承诺书。

“科技创新值得鼓励，但安全红线不可逾越。合规先行，方能行稳致远。”李律师强调。

特别解读：为何违反《危化品条例》不算本罪的“行政违法”？

有人质疑：“他们没办‘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’，难道不违法？”

李荣维律师解释：

“确实，郑某某在使用高氯酸钾生产时，未按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申领使用许可，这属于另一类行政违法，应由应急管理部门处罚。
但非法制造爆炸物罪的前置法规是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，而非危化品条例。两者监管对象不同：前者管‘炸药、雷管等爆破器材’，后者管‘化工原料’。
因此，违反危化品规定，不能直接作为构成爆炸物犯罪的依据。”

这正是本案体现的法治精髓：罪名认定必须严格对应前置法规，不能“张冠李戴”。

结语：刑法应保持谦抑，给创新留出空间

本案最终撤诉，不仅挽救了两名当事人的人生，更传递出重要司法信号：在行政监管尚未覆盖的新兴领域，刑法不应越位充当“第一道防线”。

对政府而言，应加快制定新型爆破器材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；对企业而言，要在创新同时主动对接监管部门，争取试点或备案；对司法机关而言，须坚守“罪刑法定”底线，避免以结果倒推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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