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解读

2013年，云南某地，牛某（化名）和杨某某（化名）计划成立一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——A公司。为满足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要求，他们向成都一家商贸公司短期借款5000万元，分两批转入公司账户完成验资、注册。然而，就在公司成立后的短短几天内，这笔钱又被以“往来款”名义全部转回出借方，二人还为此支付了15万元“过桥利息”。

几年后，因公司无力偿还债务，债权人追责，二人被以抽逃出资罪逮捕并一审获刑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却撤销原判，改判二人无罪。

这起看似“铁证如山”的案件，为何最终“反转”？背后折射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改革，也揭示了一个重要法律原则：当行政法规发生变化，刑法适用也应随之调整——这就是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在空白罪状中的生动体现。

一、案情回顾：私募基金公司“空壳注册”惹祸端

牛某和杨某某原本想从事股权投资管理业务。2013年初，他们向云南省金融办提交申请，获批设立A公司，明确要求“注册资本5000万元，货币出资”。

由于缺乏实缴资金，二人找到B公司周某某，临时借款5000万元用于验资：

• 5月22日：先借1000万入账，完成第一轮验资；

• 5月25–27日：迅速将999.98万元转回B公司；

• 5月28日：再借4000万入账，当日又分四笔全部转出；

• 5月29日：支付15万元“利息”了结借贷。

整个过程如同“走账表演”，公司虽合法注册，但实缴资本几乎为零。后续因经营不善，A公司无法清偿债务，债权人举报其“抽逃出资”。

2018年，二人被逮捕。一审法院认为其行为“数额巨大、后果严重”，构成《刑法》第159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罪，分别判处三年、二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超百万元。

二、关键争议：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是否适用“抽逃出资罪”？

二人上诉的核心理由是：

A公司是管理“非公开募集基金”（即私募基金）的机构，而国家并未强制要求这类公司必须实缴注册资本，因此不存在“抽逃”的前提。

这一主张直指法律适用的根本问题：《刑法》第159条是否适用于所有公司？还是仅限于特定类型？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“很多人误以为‘只要注册后把钱拿走就是犯罪’，但刑法不是这么简单。抽逃出资罪属于典型的‘空白罪状’——它的构成要件依赖于《公司法》等前置法。如果前置法变了，刑法的适用边界也必须调整。”

三、法律演变：从“实缴制”到“认缴制”的重大改革

2013年以前，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，公司设立必须真实出资，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。此时，抽逃出资确实破坏公司资本充实原则，损害债权人利益，故《刑法》设专条惩处。

但2013年12月，《公司法》修订，全面推行“认缴登记制”——股东只需承诺未来出资，无需立即实缴。这意味着：

• 大多数公司不再需要验资；

• “抽逃”概念失去基础——既然没实缴，何来“抽走”？

为衔接这一改革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专门作出立法解释：

《刑法》第159条仅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的公司。

那么，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属于“必须实缴”的例外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

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：

• 公募基金公司：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，且必须实缴；

• 私募基金公司：法律仅授权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细则，但至今未出台强制实缴规定。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自律规则也明确：私募管理人可采用认缴制，只需确保有足够资本维持运营即可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本案中的A公司从事的是非公开募集基金（即私募股权基金），属于典型的认缴制适用主体。二人虽操作不当，但其行为发生在认缴制改革前夕，且对象不属于法定实缴范围，不应以犯罪论处。”

四、司法突破：“从旧兼从轻”不仅适用于刑法，也适用于前置法

更深层的法理在于：刑法中的‘从旧兼从轻’原则，是否涵盖《公司法》等非刑事法律的变更？

一审法院认为：行为发生在2013年5月，当时《公司法》尚未修改，应按旧法认定犯罪。

但二审法院采纳了更先进的法理观点：

“从旧兼从轻”中的“法”，不仅指刑法，还包括与犯罪构成相关的行政法、经济法等前置规范。

理由有三：

1. 刑法条文本身使用“法律”而非“刑法”，说明立法者有意涵盖广义法律体系；

2. 法秩序必须统一——若行政法已允许某行为，刑法却仍将其定罪，将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冲突；

3. 抽逃出资罪是空白罪状，其构成要件完全依赖《公司法》对“出资义务”的界定。当《公司法》取消实缴要求，该罪的适用前提自然消失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“很多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为满足注册资本要求‘过桥融资’，若不了解法律变迁，极易陷入刑事风险。本案的无罪判决，正是司法对改革精神的尊重，也是对市场主体的保护。”

五、案件启示：法治进步让“形式违规”不再等于“刑事犯罪”

本案的改判，传递出三个重要信号：

1. 不是所有“抽资”都构成犯罪——必须看公司类型是否属于法定实缴范围；

2. 法律改革具有溯及力——即使行为发生在旧法时期，若新法更有利于被告人，应优先适用；

3. 刑法是最后手段——在商事领域，应优先通过民事、行政手段解决纠纷，避免动辄入刑。

正如二审判决所强调：不能因企业融资方式不规范，就轻易启动刑事程序。这既是对企业家的保护，也是对市场活力的维护。

六、给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建议

• 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时，虽可认缴出资，但仍需具备合理实缴资本以支撑运营；

• 避免使用“过桥资金”虚假验资，即便不构成犯罪，也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或行业禁入；

• 若涉及历史出资问题，应及时咨询专业律师，评估法律风险。

更多法律问题联系李荣维律师：13578084131。
如您正在筹备私募基金、股权投资公司，或面临出资合规、刑事风险、公司治理等法律问题，欢迎及时咨询。我们将结合最新监管政策与司法实践，为您提供精准、务实、前瞻的法律支持，助您合规创业，远离刑事雷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