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解读

在现实生活中，因口角引发肢体冲突并不罕见。但如果一方被打伤后，因家属送医条件有限、辗转多家医院，最终不幸去世，那么打人者是否仍需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？近日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作出终审裁定，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。

一、案情回顾：酒后斗殴致重伤，送医辗转四天后死亡

2023年6月23日上午，化名“张某甲”与邻居“张某乙”（63岁）在长春某公寓内饮酒。两人因言语不合发生争执，约定到楼下“理论”。行至楼道时，矛盾激化，张某甲先用拳头击打张某乙头颈部，致其从楼梯跌落。随后，张某甲又捡起簸箕，多次击打张某乙背部、头部，致其当场昏迷。

事发后，张某乙被紧急送往长春某甲医院。当天下午，医院建议转院至条件更好的某乙医院，但因挂号困难未能成功。次日，家属将其转至公主岭市某丙医院，治疗4天后，因经济压力和治疗效果不明，又转至另一家基层医院（某丁医院）。7月6日，张某乙因重度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在整个治疗过程中，张某甲及其家属未支付任何医疗费用，也未探望或协助救治。

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（致人死亡）对张某甲提起公诉。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。张某甲上诉称：“是家属没送对医院，才导致他死亡，我不该为死亡结果负责。”

二审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、核心争议：家属“送医不规范”，能免除打人者的刑责吗？

张某甲的辩护理由聚焦一点：被害人家属选择的医院条件差、转院延误，属于“介入因素”，应中断其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
对此，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：

• 一种认为：若家属消极救治、送医不当，相当于“新风险”，可切断因果链，打人者只对伤害负责，不对死亡负责；

• 另一种认为：只要伤害行为本身具有致死高度危险，即使后续救治不理想，也不能免除打人者对死亡结果的责任。

法院采纳了后者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“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是‘谁最后碰了病人谁负责’，而是看最初的伤害是否足以致命。本案中，被害人死于‘弥漫性轴索损伤’——这是严重脑外伤的典型后果，直接源于张某甲的暴力击打。即便送到顶级医院，生存率也可能极低。”

三、法院为何认定“因果关系未中断”？三大关键依据

（1）伤害行为本身具有“高度致死危险”

法医鉴定明确：张某乙的死因是头部遭受钝性外力导致的弥漫性轴索损伤，并继发肺部感染。这种损伤往往在受伤瞬间即决定预后，救治窗口极短，死亡率极高。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“当一个人被拳脚和硬物反复击打头部致昏迷，其生命已处于极度危险状态。此时，不能把‘没救活’的责任转嫁给经济困难的家属。”

（2）家属送医行为“不构成异常介入因素”

法院强调：被害人家属在挂号失败、经济拮据的情况下，已尽力在能力范围内送医。他们先后去了三家医院，虽非顶级三甲，但并非放弃治疗或故意拖延。

更重要的是——

打人者才是造成伤害的第一责任人，理应承担首要救助义务。
而张某甲全程未出一分钱、未问一句病情，却想以“家属没送好医院”脱罪，显然有违公平正义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“法律不会苛求普通家庭‘倾家荡产也要救’，更不会让施暴者把责任推给受害者家属。否则，富人打人可免责，穷人挨打只能认命——这绝非法治本意。”

（3）介入因素对死亡结果“作用力小”

根据刑法因果关系“三重标准”：

• 先前行为危险性：极高（颅脑重伤）；

• 介入因素异常性：不高（经济困难下合理转院）；

• 介入因素作用力：较小（伤情本身已极危重，救治成功率低）。

因此，家属的送医选择并未实质性改变死亡走向，不能阻断因果链。

四、判决意义：不让施暴者钻“救治漏洞”的空子

本案终审裁定传递出明确信号：

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后，不能以“对方没救好”为由逃避对死亡结果的刑责。

尤其当施暴者拒不履行救助义务，却要求受害者家属“必须送到最好医院”，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绑架和法律责任的倒置。

李荣维律师强调：“刑法保护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权。一旦你用暴力将他人推向死亡边缘，就不能指望对方家属‘完美救援’来替你减罪。”

五、给公众的警示与建议

1. 遇矛盾务必冷静：一时冲动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；

2. 打人后应立即救助：报警、叫救护车、垫付医药费，既是道德义务，也是减轻刑责的关键；

3. 家属救治量力而行即可：法律不要求“不惜一切代价”，但应尽合理努力；

4. 保留所有就医记录：万一涉诉，可证明已积极救治。

如您或亲友涉及人身伤害、正当防卫、因果关系认定等法律问题，更多法律问题请联系李荣维律师：13578084131。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、公正的法律分析，助您依法维权，厘清责任边界。